文：餅魚／跨文化宣教士
大學在美國唸書時，我在一門非母語者的英文課程中，跟幾位日本女同學成為好朋友。她們大約三十歲，分別是：跟美國人結婚、在迪士尼工作、憧憬外國生活的人。她們很認真，課堂上有聽不懂的，她們總是會有禮貌地問個透徹，也關心別人是否都明白。我還記得跟她們同一小組，上台報告大概預演了十次，真的非常嚴謹。我很欣賞她們，也常被邀請加入她們的午餐。她們會笑著談論適應美國文化的困難，像是「從日本帶來的衣服都不敢穿上街，太羞恥了！可是回日本時穿得像美國一樣輕鬆，又會遭人白眼。」其中一位性格平穩冷靜的女生，曾口氣強烈地說「打死我都不回日本」，能離開日本社會似乎給她們很大的解脫，這讓我非常驚訝。
後來在2013～14年間，我有機會去日本做了一年交換學生。除了參與交換生的日語和文化課程，我也加入了環境政策研究室，跟著研究室三天兩頭拜訪農家、農會、種菜，幫忙老師和學生們做訪談、辦研討會。課餘也參加當地台日友好會的交流活動，教日本大叔中文、教日本小孩學注音。寒假時住在日本人家中一個月，也深入體驗了日本的社區文化。離開日本之前，因為有機會幫忙環境團體翻譯，就這樣陸續跟日本島友們持續互動了十一年。
＊屈從的女性與神的公平
在日本生活的一年裡，透過朝夕相處，我「重新」認識了非常多日本女性，她們與我在美國的那些好朋友簡直是兩類人。沒錯，她們一樣靦腆溫順、有禮貌且專注認真。多一點對話和私下互動，就能感受到她們很有主見，獨立生活和批判思考的素養都超過我身邊一些同齡台灣女生。
可是，明明她們能力很好，想法眼界也獨特有價值，在一起學習或工作的團體中，發言和做決定的永遠是男性，甚至是剛加入的菜鳥男晚輩。第一次參加研究室的專題討論時，老師跟我有不少對話，下課後，幾個日本學妹對我說：「你竟然敢那樣對老師說話！」我原以為她們要訓我一頓，卻看見她們眼神閃爍著欽佩羨慕。我回國前，唯一的碩班女同學感慨地說：「碩博班只有我一個女生，你走後我又要孤單一個人了。」當地多數女學生選擇去工作或進入家庭，繼續進修的女生很少，在社科院的研究室裡，女老師和女學生都很罕見。
學校是如此，職場更是有個隱形的性別界線，好像某些工作是女生該做的：泡茶、倒酒、接待、紀錄、打雜；男生卻自然地負責報告、提案、發言、成為聯絡窗口。跟日本人保持聯絡的這十年來，雖然不是密集地全時間相處，仍然看得到這種傾向。在放鬆的時刻我都跟日本女性在一起，但進入專業工作狀態，我就會夾在男性領袖中間翻譯。當然不是每個職場都如此，我也發現，即使沒有刻板界線的團隊在跟其他團隊互動時，也會很自然的切換成刻板的模式。
我開始推測，住在美國的日本女性雖然覺得適應美國文化不容易，卻不想回日本，是不是跟這樣的性別文化有關？在美國認識的日本姊姊們，有什麼想法會直接表達，也享受探索職涯。當然，我觀察到的這些現象可能只是偶然，也希望日本女性能享受愈來愈平等的權力義務。但2025年的全球性別平等報告顯示，日本的男女差距還是146個國家中的第118名。在日本，女性比男性缺乏工作機會、無法獲得同等薪資、成為職場和政治領袖的機會鮮少。即使日本女性受中等教育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但是高等教育的比例卻落到107名，顯示職場升遷機會對女性受高等教育的影響。
年初我看到一則日本的新聞，有些女性在日本某個城市特定的街上賣春，掮客靠近講好價格就進旅館，因為這樣的狀況很難取締，讓這些城市的居民很頭痛。起先我沒有特別注意，但看了幾個新聞台都只報導賣春的女性如何妨害風化，或讓記者去質問這些女性為什麼游走在犯罪邊緣，報導最後說該城市想了個好方法把這條街弄得很明亮花俏，成功減少了非法妓女。雖然我不是要為賣春的行為說話，但我很為這些女性叫屈，為什麼買春的男性都沒有被譴責或受訪？為什麼讓這些女子從這條街消失就等於犯罪消失？
生氣之餘，我想起神的公平，創世記第三章當人犯罪時，男人怪女人、女人怪蛇，可是神三者都審判了。我交到一些日本女性的朋友，卻是耶穌的工作激發我想為她們的處境做些什麼。耶穌主動邀請女性參與他在地上的服事，也讓女性可以在男性中間敬拜祂，甚至差派井邊婦人去宣教，還讓婦女率先見證祂的復活。男性和女性都在見證神的工作中有分，性別間的和好也是十字架的果效！
＊受壓的男性與神的恩慈
日本女性受困在不對等的性別文化之中，日本男性又如何？我想起2013年在日本上社會學時認識到的一群特別的日本男性。
1950～1970年代的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發展石油重工業，建設高速鐵路、水壩、核電廠等，許多男性來到大阪市的釜ヶ崎（今天西成/新今宮附近）找日雇工作，周邊就出現了給日雇工的簡易旅館、餐館、酒店等經濟活動，進而有學校、診所等服務。1966年這地方被命名為「愛鄰地區」，但等到泡沫經濟期後的1990年代，還留在這裡的前日雇工沒有戶籍與合法身份，連犯罪者也躲到此處避風頭，整體蕭條沒落的市街因為滋生動亂或遭非法丟棄垃圾，他們再也不是討人喜愛的鄰舍了。
更多了解這群日雇工人，會發現他們多半是從戰場帶著創傷回來，更多則在戰爭中失去家人。而日雇是一種不平等又沒有保障的關係，做的都是最累、最髒、最危險的工作，經常被雇主騙，工傷既得不到賠償，又失去再度工作的能力。受傷的日雇工只好找更廉價更危險的工作，如果失業便不知道能去哪裡，最後在街頭流浪。這群人即使住在同一個空間，因為被騙慣了，也彼此保留，難以維繫友誼或信任。來到課堂分享的NPO組織說，住在西成區的前日雇工已經年邁，都靠生活津貼醉酒度日，有些人死在簡易旅館中好幾天才被發現。雖然NPO試著邀請他們參加活動，他們因為長期備受歧視，也跟公權力產生不少衝突，更不信任外人，要建立關係非常困難。
這群男性為社會建設做出貢獻，卻沒有得著紀念和獎賞，被拋棄在進步社會的邊陲。我想起耶穌所說葡萄園做工的比喻，這些人就好像在市場等到最後都沒有被雇用。若天國是他們的工地，神是雇主，他們就不必繼續受屈，在後的將要在前了。很感恩一些宗派與宣教士持續到這個地區建立教會或提供服務，開設托兒所、學校、診所，定時供應免費飯食、在街頭分享福音，也為許多人受洗、安排追思禮。
這群前日雇工反映出階級社會對職場男性的嚴苛。今天，在這愛鄰地區以外，仍有許多日本男性很難適應職場文化、無法與同儕建立友誼；時不時也會在新聞中看到職場霸凌導致的意外或死亡。願神的公義與恩慈被人羨慕，扭轉日本職場的文化，解開男性所受的捆鎖。
＊福音作為性別和好的力量
我並不確定身為一個外國人可以做些什麼？但我得承認，從我大學時代到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我持續對日本男女有許多因著性別文化的誤會。比方說，以為我看到的人際表現是基於日本群體個性，卻不明白背後有著社會文化的箝制。我期盼可以更多探索、了解日本女性的處境，尤其渴望明白她們的靈性需要。或許透過更多理解，能找到合宜的方式陪伴她們恢復在社會、教會、家庭的受造意義，與異性平等地敬拜神。當然，我也得反覆提醒自己：台灣男女比較平等不全是福音的緣故，而日本女性享有較少職場和政治面的權力也不一定會在基督徒增加時就有所轉變。但我深信福音能夠與性別文化、社會處境有更多對話。
無論您的性別為何，我都邀請您一起加入在信仰中學習性別友善的行列。亞洲女性神學家郭佩蘭在一場演講中被問到「男性要怎麼參與在女權的運動中？」她回答說：「男性必須把這件事當成自己的事，做女性最好的戰友。因為恢復創造中的女性也可以幫助男性得釋放，男性也藉此可以重新定義何謂男性，以及作為父親、兄弟、丈夫的角色。」女性也一樣，不必將男性在平等運動中當成敵人，卻要看做盟友。因為神造男造女，並且透過兩者來宣告祂的復活得勝。
參考資料：
Kwok, Pui-lan. “Women, Mission, and World Christianity.” Church of Scotland World Mission Council, School of Divinit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eptember 2017. https://youtu.be/AyHoz841b3g.
